而是与躯体捐赠者的家人拥有血缘关系。那么捐赠者家人是否拥有探视权或抚养权？头部移植者的配偶在与他发生性行为时是否属于通奸？

最深刻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是，接受移植者在手术后的自我认同感是怎样的。除了医疗价值，参与实验的动物对人类感受这方面的研究是帮不上什么忙的。我们可以监控动物的大脑活动，但获取的信息仍然有限。动物是否会产生满足感、困惑感和痛苦？任晓平拒绝对实验室中的生物展开这方面的猜测。但他向采访者观看了一段没有对外公开的视频，视频记录了接受头部移植手术的猴子的状况。采访者认为，看起来，猴子似乎并没有在思考，或说已丧失了感觉。当有人用镊子戳它的眼睛时，它会眨眼。任晓平表示，它还会咬人。但实际上它看起来有些紧张。当采访者问及手术后猴子活了多久（有报道称活了20小时）时，任晓平让视频停止播放，再次找出上述的香港小报报道。

▲图6：去年斯皮里多诺夫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与卡纳韦罗、任晓平等外科医生会面，此前卡纳韦罗向美国神经学与整形外科医生学会提交了相关的头部移植计划

科学家们不得不通过并不完美的替代品来展开对被移植头部的心理状态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能够很顺利地适应新的物理形态。通过精妙的实验，神经科学家能够通过志愿者和头盔摄像头获知志愿者的亲身体验，并创造让志愿者进入不同体型或性别的身体中的假象。一些实验甚至能让人感觉他们拥有三个胳膊或匹诺曹的鼻子。

不过，这类实验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而不是现实世界，并且只持续数分钟的时间。还有证据表明，我们对身体的自我感觉并没有那么高的可塑性。许多被截肢者出现被截肢体依然存在的幻觉，亦称幻肢。一些人失去了牙齿、乳房、子宫、阴茎和结肠后，依旧感觉到这些器官的存在。这表明，人脑对躯体拥有一种定型了的内在感官，这是一种抵制躯体发生剧变的“精神支架”。更令人困扰的是，幻肢常会引发真实的痛苦感受——绞痛、刺痛或难以抑制的灼烧感。如果斯皮里多诺夫从手术中醒来后，全身都感觉到幻肢所引发的这种痛苦，作为神经疼痛专家的卡纳韦罗有信心解决这一问题。

或许最有趣之处在于，新的躯体可能会影响更高层次的大脑功能。不同躯体拥有不同的激素浓度，这会影响性欲、食欲等欲望，进而影响人的个性。一些研究已经把睾丸激素和雌激素水平与攻击性、冲动行为以及甘冒金融风险的倾向性联系起来。还有研究发现，不同人体内种类和含量大不相同的肠道细菌会通过释放某些化学物质来影响我们的情绪。

回忆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一名钢琴家最宝贵的回忆是弹奏肖邦的曲子，这些都是内显回忆，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她的双手相关联。如果把她的身体替换成一名会计的身体，那么这些回忆可能在她手术苏醒后就会尽数消失。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运动员：他们对肌肉记忆的依赖性很大，这种记忆使他们的大脑和身体能够实现精确的协调合作。替换躯体将破坏这种精确感。研究发现，许多运动员在受伤或瘫痪后感觉自己不再是同一个人。

事实上，我们都亲身体验过诸如此类的感觉消退。想想关于自己的那些深刻回忆，那些强烈的喜悦、羞耻或是恐惧。通常情况下，你能感觉到那些记忆发自内心，像一根刺、一种剧痛或是一波汹涌而来的大浪横亘在胸间。但进行了头部移植之后，这些反应都可能不会再存在。根据霍华德州帕斯卡勒夫的说法，“你所习惯的体验，或许都将不会再发生。”

此外，拥有另外一个人的躯体，想想也会让人有些毛骨悚然。问问克林特?哈勒姆（Clint Hallam）就会知晓这一切。任晓平在美国工作时的手术团队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人体断肢再植的，但世界上第一例手部移植手术发生在法国，而哈勒姆正是这例手术的患者。术前哈勒姆假冒自己是在事故中失去右手的澳大利亚商人，但事实上他是于1984年在新西兰监狱服刑期间被圆形锯夺去了右手。1998年，法国里昂的外科医生花费14个小时的时间为其进行了断肢再植，将一位摩托车手的手移植给了哈勒姆。但这只来自于尸体的手让哈勒姆时刻怀揣不安，最终他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剂，而医生不得不于2001年再花费90分钟对其进行了截肢。

如今，在手术前几个月，心理学家就会对手部以及脸部的移植者进行筛查和心理干预，以避免哈勒姆式的悲剧重演。在术后，治疗师也会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对于头部移植上没哟先例，对于患者来说其在康复过程中要时刻面对身份认同问题，而且这种头部移植手术是不可逆的。

在帕斯卡勒夫看来，头部移植后的人既不是头部保留者，也不会是躯体捐赠者，而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头部移植手术并不会保留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的全部生命，而是帮助他创建了一个新的生命。当然，这种新的生命形式与其原有生命有着无法分隔的密切关系。但在医学、心理学、甚至于精神，这种生命都将是全新的存在。帕斯卡指出，“它超越了我们曾经的设想。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们全人类。”

但斯皮里多诺夫对于术后心理等风险并不太担心，以新的身体醒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他的残疾，斯皮里多诺夫将自己的大脑等同于自己的全部人格。“对于我来说，躯体就像一台机器，只是能够支持我活下去的东西，”斯皮里多诺夫表示，“移植手术并不是哲学问题，而仅仅是一种康复机制。”斯皮里多诺夫似乎认为，获得一个新躯体等同于获得一个新轮椅。

尽管如此，媒体的大肆宣传还是对负面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手术的不确定性，让斯皮里多诺夫也有些疲惫。“我真的感觉很累。这种现状让人疲惫不堪，白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斯皮里多诺夫表示。

实事求是讲，斯皮里多诺夫对于其新躯体并无太多幻想，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可以控制新的躯体。他是否会像任晓平试验中的小白鼠一样醒来，步履蹒跚？他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他的新躯体是否会更差？

斯皮里多诺夫有一个梦想：拥有一辆摩托车。他甚至已经选好了款型，一款156马力的黑色跑车。他想象自己乘风前行，越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山川河流，或是意大利的广阔海岸。

听其所述，他的梦想是如此的不顾一切。他也被问及是否对这种手术感到害怕。毕竟，医生自己也不知道头部移植手术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怕？令人振奋？抑或是其他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

但是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不害怕。“我想快点进行，然后我们就会知道需要面对什么。”他笑了起来，“先行动，然后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