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里多诺夫也不希望尽快接受手术。他对科技和卡纳韦罗的信念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依旧持审慎的态度，他表示，他并非报名接受一场“昂贵的安乐死”。他说，“只有看到接受手术后的猴子或老鼠能够移动并存活数月、数年时，我才会接受手术。”

迄今，任晓平的团队实施动物头部移植手术仅仅是为了证明相关理论的可行性，他们通常在手术后的一天内就对实验对象实施安乐死。未来的实验将延长这些生物的存活时间。更重要的是，神经科学家们不断地发起质疑。我们以几个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为例：聚乙二醇能够融合动物的神经细胞，但没人知道在人类体内能够实现重新接合的细胞比例是多少。此外，没人知道这些细胞在融合后能否正常发挥功能。对于要融合哪些细胞，医生们没法控制，因此原本控制双腿的神经细胞有可能最终和控制胳膊的细胞融合在一起。

对于每项异议，任晓平和卡纳韦罗都能够通过援引某项实验来证明，未来他们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人体脊髓中某些细胞未受损的比例仅余20%，依旧能够执行基本的运动功能。因此，哪怕聚乙二醇未能融合五分之四的神经细胞，手术仍然有可能成功。而且，人类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针对胳膊神经受损的人展开的实验中，医生把胸部神经转接肱二头肌中，患者最终学会了移动手臂。通过练习，大脑或许能够克服被融合神经纤维的某些不协调现象。

在读完大量的科研论文后，我们可以想象斯皮里多诺夫在等待这般机会20年后，是如何艰难地或是迫切地说服自己同意接受这种手术。然而，虽然头部移植手术中每个步骤都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每步的实施都相当棘手，而且外科医生需要在“终极手术”中准确无误地执行每个步骤，否则就可能导致患者丧生。这就好比奥运会中让花样滑冰选手连续完成六个三周半跳跃以及一个后空翻。不论这名选手多么出色，但观众还是会为她捏把汗。

从技术层面来探讨换头术，我们不应该错过一个关键的问题：哪怕这些尝试者能够成功完成手术，执行这类手术的必要性何在？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来到哈尔滨的前一周，香港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则小报报道，称任晓平是“中国的科学怪人”。当任晓平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的采访时，他拿出了这份报道，其中有一些词语被他用笔标记成黄色。他一个一个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认可这些词：可怕、遮遮掩掩、令人憎恶、丧生道德良知。他似乎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接下来的数天采访中，他提及这篇报道的次数多达8次。

鉴于社会对该研究的敌对情绪，哪怕只是与之沾上一点关系的相关机构或个人也持有着谨慎的态度。当卡纳韦罗和任晓平去年秋天向《外科手术（Surgery）》杂志提交了有关大脑存储和脊髓接合的三篇论文时，《外科手术》的联合编辑迈克尔?萨尔（Michael Sarr，他是梅奥诊所的一名退休外科医生）采取了让编委投票这种不常见的做法来决定是否发表这些论文。编委中有三分之一投票表示应拒绝接收这些论文，三分之一愿意接收，而剩余的三分之一持中立立场。《外科手术》最终在今年7月份发表了这些论文，但发表的目的仅限于探讨相关技术能否成为外伤性脊髓损伤的潜在治疗方案。也就是说，杂志编辑们不想担上认可头部移植的骂名。萨尔表示，“仅仅想象一下所有伦理学家对此的疯狂争议就足够了。”

这并非首例：历史上几乎每次器官移植的新尝试都遭遇过激烈的反对。或许我们会觉得卡纳韦罗草率而鲁莽，但器官移植领域的开先河者何尝不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说，实施了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害死了首名器官捐赠者，她是一位脑死亡的女性。他未经她家人的同意就把她的生命维持系统移除，并向她注射了钾剂导致她被判定为“法定死亡”。而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只活了18天。理查德?劳勒（Richard Lawler）虽然成功地实施了首例肾脏移植手术，但他不仅被某些领域的人排斥，还得忍受国家泌尿组织的谴责。最近，脸部和手部移植引发了外科手术界的两极分化。批评者认为，这种手术丧失了道德良知，因为这类手术无法保证一定能拯救生命，而且接受手术的患者将不得不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这将提升患其它疾病的风险。还有些人预言，面部移植手术会对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捐赠者的家人可能会跟踪接受换脸的患者，买卖美丽面孔的黑市可能会因此兴起。但事实证明，面部和手部移植手术具有一定的成功概率，不过仍存在不利的方面。

乔治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伦理学家詹姆斯?佐丹奴（James Giordano）认为，头部移植手术不会取得成功，甚至不可能实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指出，在从伦理道德层面判断这类手术时，需要考虑历史背景。他说，“我认为，这类手术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快速发展的实验医学的进展轨迹，有些人说，‘这如此前卫，如此怪异。’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怪异。或者至少不比心脏、肾脏和脸部移植手术刚问世时那么怪异。我们只是长久以来并未严谨地考虑过头部移植手术的可行性。”

也许对佐丹奴而言最重要的是，斯皮里多诺夫没有其他治疗方案可选，并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接受手术。不管怎样，斯皮里多诺夫了解手术的风险，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对于佐丹奴，这一点对判定这类手术的伦理意义很有帮助。

当然，许多伦理学家不同意他的观点。霍华德大学的哲学教授和生物伦理学家阿斯雅?帕斯卡勒夫（Assya Pascalev）如是说，“仅仅因为有人同意接受伤害，并不意味着给予一名外科医生伤害个人的权利。我支持奴役制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剥夺我的自由。”

手术的费用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单单在美国，每年遭受脊髓损伤的患者就有1.2万人，但很少有人承担得起头部移植的高额费用。而且他们需要的是治疗自身患处的方法，而不是新的躯体。为什么不把头部移植所花费的千百万美元资金用来研究能够让更多人获益的治疗方案？卡纳韦罗认为，对头部移植技术的完善将有助于治疗脊髓瘫痪者，但一名批评家把这种做法的飘渺性比喻成还未着陆火星就打造星际飞船。

俄罗斯政府尚未同意支付手术费用，因此斯皮里多诺夫正在寻求捐款，他通过在网上出售帽子、杯子、T恤和iPhone手机壳来筹集资金。这些商品上印有代表他的脸和新躯体的标志，其中还画着结实的肱二头肌。但销量一直低迷，斯皮里多诺夫知道他将无法靠自己筹集到足够的钱。卡纳韦罗希望与美国研究者合作以赢得麦克阿瑟基金的1亿美元拨款。此外，他还计划请求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界的亿万富翁来为手术买单。如果这些方法都行不通，再加上如果中国政府资助这一研究项目，那么斯皮里多诺夫将在手术预约队列中被一名中国患者赶超。任晓平说，大约10名有意接受手术的患者已与他接触。一名年轻人的器官因肿瘤转移而千疮百孔，他乘坐火车从177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自哈尔滨，只是为了敲任晓平的门以了解手术情况，现在他开始讨乞以筹备手术费用。

这个手术可能在中国实施，这也引发了一些伦理学家的担忧。比起西方国家，中国在医学研究上给予科学家更多的自由。例如，中国对研究克隆技术的限制力度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科学家使用CRISPR对无法存活的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改造的研究遭受了不少批评声音。不过一些西方科学家对这种自由度表示赞赏。

帕斯卡勒夫指出，如果现在提交申请，头部移植手术无法在美国或欧洲获批。她说，理论上来看，若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卡纳韦罗是欧洲人，任晓平已加入美国国籍）在国外做手术，“要受到西方国家标准和法规上更严格的限制。但是，同文化一样，国外不同国家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并不相同，因此最终就要靠研究者的良知了。”

如果头部移植手术成功，这将重新点燃数百年来对精神、大脑和人体之间的关系的争议。“你”是否单指寄居在大脑中的自己？人格是否取决于你的躯体？

手术也将引发伦理争议。移植后的躯体会产生卵子或精子，而头部移植者在手术后生育的孩子与他没有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