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同时认为，随着中兴、华为的诉讼开始慢慢出现在国内，政府逐渐开始看淡这种状况，未来此类诉讼有可能大幅增加。

华为副总裁宋柳平也在4月末的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华为绝大多数的专利运营收益都在海外，在国内的收益极少。但他也提出了国内专利诉讼的收益与成本不匹配，大环境还有待提高。

通信领域资深专利代理人常利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的中小企业如果没有意识到专利风险，或者心存侥幸，也可能选择不向这些新的专利权利人缴费，这样总体费用甚至可能会比过去高通时代减少或与之持平。“当然，如果后来的专利权利人拥有更强议价能力，费用增加也有可能。”常利强说，他预计，未来如果手机企业想要进入正常流通市场，大致得要交纳出厂价的10%作为专利成本，如果还想要出口，这个比例就会上升到20%。

业内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目前高通的许可费率在行业内一枝独秀，大多数其它类似企业基本许可费率都是1%左右，或者远小于1%。

本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吴鹏的团队和高通公司，正与发改委团队保持密切通畅的沟通，定期汇报提交签约状况和相关详细材料。发改委也将通过对后期的商业谈判结果监督，确保高通公司整改到位。

谢冠斌是北京立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是深度参与高通反垄断调查、发改委的智囊律师之一。他对本报记者说：“原则上，任何已经被调查过的企业，如果未来还被发现有新的垄断行为，下游企业依然可以继续举报，不排除执法部门会继续发起调查。”

高通反垄断危局全球蔓延

在中国，高通仍面临相当多的后续问题。

一个颇为微妙的状况是，2014年以来，高通公司的全球CEO继续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出现的高端会议场合，并参与一些座谈会。

▲图为高通CEO史蒂夫•莫伦科夫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强调的，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外国企业只占到10%，这说明并不是针对某个方面企业的。中国推进的包括反垄断调查在内的事中事后监管是依法、透明、公正进行的，这些举措有利于中国扩大开放，让更多外资、外国产品愿意和敢于进入中国。

5月27日，高通宣布其中国子公司与中国贵州省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将成立一家面向服务器芯片市场的合资公司。新的合资公司研发芯片产品面向中国市场销售。去年7月，中国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也获得了来自高通的部分代工。

此前，高通给中国业界的普遍印象就是进场收钱，但极少在本地投资。吴鹏说，这些投资方案也是高通案最终能够在后期的处罚方案谈判中，并没有被“没收违法所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中国《反垄断法》规定，在罚金之外，还需没收此前的违法所得。

解决了中国市场的价格垄断问题之后，高通目前还面临着来自中国商务部的另一项经营者集中方面的反垄断审查。高通公司去年10月同意以25亿美元收购英国蓝牙无线技术领域领先的CSR公司，以布局物联网业务，同时也能降低被反垄断调查的基带芯片占总体业务的比例。目前美国、德国都已通过此项审查。

一些高通公司的员工反映，由于年初中国反垄断机构开出的巨额罚单，为了节约成本共渡艰难时期，高通中国公司已经取消了年终奖。

鉴于高通在其提交的整改措施中提及，对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销售的手机，按整机批发净售价的65%收取专利许可费。王晓晔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高通案结束后，高通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完全可以据此去法院要求民事损害赔偿。

她解释说，高通自己提出了65%的折扣，股票却还在涨，说明还有利润空间。那么之前多年积累中，高通肯定是多收了钱。“至少原来多收了1/3，如果原来交了10块钱，就可以拿回来3块钱。(高通的整改方案)已经可以作为法院举证的证据。”

业内数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忌惮于高通强势的供应商地位，高通又处于整改过程中，最近两年内这些诉讼并不一定会发生。“毕竟生意还是要做嘛，得罪了强势的供货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但是，如果高通公司在接下来的合同谈判或者后续合作中继续过分挤压下游利益，这些企业很可能会透过各种渠道重新主张这些损害赔偿。

与此同时，高通公司的反垄断危局，已经明显开始在全球蔓延。

谢冠斌对本报记者指出，基于国际通行的“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原则，如果高通公司对中国企业改变了计费方式，则在其他国家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韩国反垄断机构5月6日发表声明，将与欧美相关机构合作，调查高通公司。去年11月，高通公司公布财报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已经对其专利许可业务展开调查，而欧盟则对其基带芯片组业务开展调查。

本报记者亦了解到，高通的全球团队，也正在处理向美欧韩蔓延的反垄断调查。

主要客户的撤单，投资方借机施压要求将主要业务分拆、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也让高通陷入了一些麻烦。

4月3日，高通最大的客户之一三星宣布，即将推出的最新旗舰手机Galaxy S6，将全面放弃使用高通的新型处理器，改用其自行研发的中央处理系统芯片，通讯上的调制解调器(moderm)也将全面改用自家产品。预期将会对高通的财务底线造成相当大的打击。

4月中旬，高通又受到最大的投资方之一Jana Partners公司的施压，要求它考虑将公司的芯片业务从专利授权业务中剥离出去。因为Jana认为，芯片业务在高通目前的市值中没有价值。如果分拆出去，可以提振目前疲弱的股价。

而“芯片+专利授权”的组合模式，正是高通能获得如今市场地位的核心商业模式。这也正是高通公司在中国发改委调查过程中，拼尽全力才保住的核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芯片制造能将其专利技术转化成产品，产品的强势供应地位，也确保了高通能从手机终端企业那里收到高额的专利授权许可费用。

前述发改委智囊人士对本报记者描述说，高通把自己掌握的移动通信技术固化在一个芯片里面，授权芯片厂商生产，手机厂商再向芯片厂商购买芯片以制造产品。在高通模式下，如果是在高通合法的许可人名单，就能在高通芯片厂商那买到货，否则买不到货。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真正的手机厂商没有专利清单，不知道许可的专利是什么，直接去芯片厂商买芯片就好。芯片厂商把高通专利技术固化到芯片上，也不需要关心这个技术。

他说，其实最初，执法机构希望能够让高通去找芯片厂商收专利许可费，芯片厂商把芯片卖给手机厂商，手机厂商不再向高通交专利许可费，这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在博弈过程中，高通最终没能接受这种方式。

因为如果能改变为后一种方式，芯片厂商要向高通交许可费，就会仔细地去评估专利清单，了解哪些技术要或不要，哪些可以找其它技术提供方购买(比如华为)，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