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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Note7炸机机主: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2016-10-14不详佚名

张思童,男,25岁,辽宁抚顺人,前消防部队士兵,如果他没有买那部三星Note7,本来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数月之后去国企上班。

可这位三星老用户怎么也没想到,新买的Note7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炸机了,他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一、炸机

三星Note7炸机机主: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张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上一部手机是Note3,坏了,修手机的说修好要800块,他想,三年多了,重买个手机吧。他不爱好穿、吃的东西也不太挑,但觉得“出门可以不带钱不带身份证不带钥匙,但是必须带手机”,他攒了三个月的钱,把一些吃、穿、住、抽烟的钱省出来,买了一部Note7。

张思童之前也看到过Note7炸机的新闻,但他看新闻说三星9月初出了公告,说中国没问题,“信任么,所以就买了”。结果,9月8号买,10号早上收到,26号爆炸。

三星Note7炸机机主: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张思童看到三星这样的声明之后放心地买了Note7

张思童是干销售的。手机资料他只备份了电话,但是客户家在哪儿住,房子多大,喜欢什么样的车,他一张一张写的、拍的资料,都没有了。

炸机当天,他也烫伤了,张思童对此倒不是很在意,“我是消防兵出身,完了没啥事,现在都很长时间了,好了”。他更在意资料丢失,“你问问跑销售的,客户资料很重要啊,客户资料都没了,我没法继续干下去了。”

张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电话,但他听到电话里是韩语,听不懂,转而给天猫客服打电话,联系到三星,可结果让他“非常不满意”。

二、被激怒

“他们(三星)说要收走我手机,还要收走我的录像,并且不让传播,我感觉不对,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人炸机了,我说万一别人不知道,也拿着这手机那不完蛋了么?”张思童就没同意,虽然三星说要给他六千块钱再加一部新Note7,“我当时就问他们,Note7给你你敢用么?”

让张思童走上维权之路的原因,还有三星中国9月29日的公告。

三星Note7炸机机主: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9月29号,三星发布声明称经三星及第三方机构泰尔实验室检测,中国“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

张思童看到公告中称“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后,生气了。他不明白,“美国一炸,人家都不需要证明这个事情,中国一炸就得做实验,做完实验还说是外力所致,还要索赔消费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作为一个男人,对方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忍不了”,但张思童克制住了自己,“我也不能打他们一顿吧,这个事情是有人能管他们的,所以我坚定找央视,找国家”。

谈到国家,张思童又变得激动起来,“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么?”

三、双重标准

张思童的质疑,三星四年前也遇到过。

2012年,三星爆发字库门事件,在发现芯片缺陷问题后,三星官方为海外用户提供了免费维修服务,而大陆国行用户却需高价有偿维修,如果不是政府机构介入以及大量媒体的曝光,国内用户不知何时才能获得公平对待。

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过“双重标准”的外国大公司。类似的例子,还有宜家“夺命抽屉柜”,麦当劳“抗生素汉堡”,丰田“召回门”……似乎每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中国地区总是被忽略或者最后才被注意起来。

较高的诉讼成本,和较低的实际赔偿,使得中国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会选择上诉。张思童也没有上诉这个概念,“我一个人肯定不会(上诉),我自己没有那么多钱,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考虑诉讼是实际的决定,如果张思童选择用诉讼方式对抗大公司时,往往只能孤军奋战,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特别的一个

给钱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经常采取的公关策略,但这并不能完全奏效。推诿责任,以及对消费者的淡漠,有时恰恰会激怒会消费者。

2011年,罗永浩就曾因为投诉西门子冰箱质量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当众在北京西门子总部门前手举铁锤,将3台西门子冰箱砸烂。

罗永浩愤怒的原因和张思童感觉被欺负的原因从源头上是一样的,三星中国声称是外力所致,而西门子当时否认质量问题,罗永浩和张思童对官方解释都不认同。

张思童也是特殊的一个。这个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执一些。他觉得三星公布炸机是“外力所致”是一个虚伪的事实,他开始接触媒体,“有事找记者,只有事情闹大了,人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个采访后,他碰到一个号称是质检部门的人,要无条件的收走他的手机做检查。张思童让他出示工作证,对方说是保密单位,出示不了工作证,张思童问他你能出示什么?对方告诉他只能告诉名字是啥。

“我就告诉他,我的手机也出示不了你,也处于保密状态。”

三星Note7炸机机主: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张思童经历过此事后,警惕性提高了不少,图为张思童评论一网友建议

在经历这样的事后,张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采访或者见他,他必须要看对方的证件,“有五六家媒体把工作证给我发过来,说我们替你维权,你安心上班吧。”

但张思童还是信不过,这些媒体采访他之后很快就没有后续了,“这让我怎么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视问他要手机,他也没给,“我接受央视采访的条件是不可能把手机交给他们自己检测,我不放心,我要亲手交给实验室。”

为了自证清白,央视记者走的时候,张思童专门用胶条把自己炸掉的手机封存起来,他要在国庆之后到北京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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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维权的事情,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张思童仔细一想,觉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辞职了,“我要专门把这事弄明白,不耽误自己也不能耽误公司”。

10月6号,张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他首先去了泰尔实验室,那个曾经检测三星官方送检机的第三方机构,“我想亲眼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也是他们说的外部热冲击导致的?”

这是央视记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时候三个专家都出门接我们了,没有央视的话,我可能连检测室的门都进不去。”

但泰尔实验室告诉张思童,要去上海,三星就是在上海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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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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