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大战前传:幽灵的威胁》海报
数字摄影最大的优势即胶片的劣势,在于其迅捷、轻便和廉价。以前拍摄一部电影,耗费的胶片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一般导演、剧组承受不起太多的拍摄条数。
胶片电影时代,拎着沉重的胶片拷贝疯狂赶路闯红灯,是每一个发行跑片工作人员的真实记忆。
在胶片时代,一部90分钟的电影制作成胶片拷贝,胶片长度近3000米,需5至6本拷贝,每个拷贝的重量可达25公斤,价值近万元。若有紧急任务,甚至要连夜坐飞机送拷贝。
IMAX胶片放映系统诞生后,体积庞大,程序复杂。放映《阿凡达》、《变形金刚》等商业大片时,其片盘直径近一米八,加上胶片重量将近800斤。放映时,需四个片盘同时动作。普通放映员要上岗,需提前学习一个月,经过无数次实践后,才能保证每次放映成功。
▲《阿凡达》海报
在胶片时代,对电影发行人员、放映人员来说,送拷贝、放电影,都是责任重大的工作。但伴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如今的数字拷贝,只需一个小小的U盘,即可快递至各大影院,方便快捷。无论发行人员还是电影放映人员,再也无需担心胶片丢失、放映卡顿或出现损坏。
最后的胶片电影《长江图》
▲《长江图》海报
不久前上映的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杨超,也许是眼下对于胶片拍摄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当胶片质感中细腻呈现长江上氤氲的雾气随着水波散发出关于生命和历史的拷问时,这部电影也被冠上“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的落寞定语。
3500万,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称得上是“耗费巨资”。而这些钱,都与胶片脱不了干系。胶片给拍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由于拍胶片的时候看不到最终的效果,只有很模糊的模拟成像的影影绰绰的影子,导演只能看大概的构图和表演。因此,现场的一切工作,结果都是未知的。
“和最终4k的成片比,现场看到的大概只有1%的效果。这种未知感带给导演、摄影和全组人巨大的期待,有一种把工作成果交给老天爷的感觉,有种仪式感。”杨超说。
▲《长江图》拍摄现场
也因为这种未知感,拍胶片使得线索非常繁琐,需要多次拉皮尺来测量焦点。数字摄影师在监视器上用眼睛就可以判断,胶片需要在走位、排练、实拍前多次测量镜头与实物的距离,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灯光师需要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现场看不到光影效果,还需要不停地用测光表测光。这个必须靠经验直觉和本能去感受,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
此外,胶片的摄影机非常重,移动起来很累。每次摄影机的移动都是一件大事,高机位的吊臂也必须是最大尺寸的,普通的吊臂无法承受胶片机的重量。
除了拍摄,送样片、初剪的工作也更为周折。杨超告诉记者,拍摄的过程中,每拍完一卷,换片员要把片子换下来,“换片的过程也很神奇。换片员会用一个只开了两个小口的暗袋把机器套住,全凭手感把片子从机器上取下来,再装进一个金属密封的盒子,再用胶带封住。全程不能有一点透光。每次换片,换片员手上都承担了全组人的工作成果。”
拍完的片子叫熟片。拍完后就把熟片放进船上的大冰箱里保存。之后存到两个大行李箱,送片员会带着行李箱下船,搭乘最快的交通工具去机场,再买最早的机票回北京。两个行李箱就是他能携带的最大量。
▲《长江图》拍摄现场
胶片到达北京后,事先联系好的洗印厂会尽快完成冲洗。底片经过转磁,磁带再转成数字文件,送片员再带着硬盘回到剧组。导演和摄影师就检查拍的东西,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重洗。如果没有问题,这一轮送片员的奔波就算结束了。他回到剧组等待两个行李箱再次装满,再送去洗印厂。
拍摄的三个月,送片员就一直处于这样的奔波状态。
而硬盘里的影像被导演看到时,跟最后的成片仍有很大差距:“最后出DCP(Delivered Carriage Paid,数字电影包)审片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拍摄成果。拍胶片就是这样,从拍摄到最后后期的全过程,都不知道拍成什么样,都是经验的估算。”
而这一切,在杨超看来,“都使得拍摄更庄重。数字现场就知道现场效果,剪的时候也是完全掌控的感觉。胶片使全组人处于期待之中。”
用另一部难能可贵的胶片电影摄影师李屏宾的话说,就是“胶片更接近于创作,因为有一部分完全交付给未知的命运了”。
《长江图》其实并非一部完全以胶片拍摄的电影,还有20%是采用数字和DV拍摄,这个原因说来无奈:“第一期拍摄结束后没钱了,又继续融资,开始第二期拍摄。中间隔了一年多,洗印厂已经倒闭了,就只能用数字来拍。”
可以说,这部“最后的胶片电影”,用亲身的经历,见证了胶片时代的终结。
胶片退出历史舞台,胶片的美学不会消失
▲《长江图》剧照
如果今天开始拍《长江图》,恐怕杨超和李屏宾也不会选择胶片。
“今天的数字拍摄技术,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胶片的效果。但在2012年那会儿,胶片所能呈现的明暗过渡的层次,它的敏感度,是数字达不到的。”
对于老工艺和传统技术的消失,杨超说:“会有一点情感上的怀念,但谈不上伤感。数字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胶片的质感,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便捷。胶片介质的消失是健
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