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有学者认为，关于夏朝、大禹以及那场大洪水是否真实存在仍存在争议。8月5日（美国时间8月4日）发表于《科学》期刊的一篇报道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庆龙研究员带领的一支国际科学团队将为华夏历史“口说无凭”的源头带来举足轻重的事实依据。

8月3日，北京科技报记者参与了由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科学》杂志主持的新闻发布电话会议，获悉了这项新颖的研究。会上，许多国际媒体向本文第一作者吴庆龙博士及参与工作的国际科研团队踊跃提问，表现出对本研究及夏文化的极大兴趣。

世界各国的神话传说、史诗和宗教故事中关于远古洪水的记载十分普遍，比如《圣经》中有“诺亚方舟”、印第安传说中有“雷鸟与食人鲸”……我们的版本，是华夏首次团结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儒教经典《书经》中，通过大禹驯服“大洪水”的故事，歌颂了一把上古圣贤：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后9年不成被处死，禹接过治水的重担，并用疏浚的策略带领华夏人民在随后的13年中努力战胜了“天灾”，他本人也因此不世奇功被九州推为共主，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

多数人大概都会觉得，史书中三皇五帝之前那段的故事的确有点过于玄乎了。但既然孔圣人、司马迁都把夏朝说得跟真的一样，那夏朝八成是存在的吧？虽然眼下尚且缺点考古证据，反正迟早会挖出来的吧？

关于夏朝、大禹其人，还有那场大洪水是否真实存在，孔子之后的近两千年里国人曾经坚信不疑。但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相关争议出现了。有学者认为，“三皇五帝”乃至夏朝不过是民间传说歪打正着进了史书，或者儒教出于政治目的杜撰出来供庶民景仰的一段乌托邦故事罢了。虽然后来在河南偃师发掘出的早青铜器时代“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与古籍中的夏朝有所重合，但确凿无疑的证据始终没有出现。

在今天发表于《科学》期刊的一篇报道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吴庆龙研究员带领的一支国际科学团队将为华夏历史“口说无凭”的源头带来举足轻重的事实依据。他们模拟重建了在青藏高原边界发现的一处远古滑坡坝遗址，并证明了因滑坡坝形成的堰塞湖崩溃时，瞬间倾泻而出的洪水足以造成黄河下游的改道和绵延的洪灾事件。巧合的是，这次溃堤与中原地带大规模的文化转型事件在时间上十分贴合，似乎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不谋而合，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史籍、考古证据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佐证。

位于青海省循化县境内的积石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峡谷之一，全长约23公里、深度达1000米，地势十分险峻。积石峡区域在古代曾发生过一次山体崩塌，滑落的土石拦住了黄河，形成了一处堰塞湖。根据现在残存的坝体，作者计算出当时的滑坡坝纵深1.3公里、高于古黄河河道185~210米（深度堪比三峡）。

由于上游的特殊盆地地势，这道滑坡坝可将黄河水拦住6~9个月，并形成蓄水12~17立方千米的巨型堰塞湖。在对残坝上游的勘探过程中，地质学家发现了大范围的、堆积厚度达30米的堰塞湖特质沉积物（DLS），证实了上游地带曾经存在过如此规模的堰塞湖。

通过对滑坡崩积坝的模拟重建，科学家认为堰塞湖最终会没过坝顶，并迅速形成溃坝洪水。他们在积石峡的下游找到了证据：以大量前寒武系绿片岩、紫褐色白垩系沉积岩的碎片为特征的溃坝洪水沉积物（OFS），这些本属于积石峡地区的岩石，被湍急的洪水带到了远至25公里外的官亭盆地，沉积在高于水面7~50米的河滩上。

据作者推测，溃坝将导致堰塞湖水位急剧下降110~135米，在24小时之内释放出的洪水量高达11.3~16立方千米——他们甚至在积石峡口的洪水沉积物中发现了直径2米的巨石。洪水过后上游的循化盆地最终会留下一个残湖，在随后的1000年内被新的沉积物填满。随后，他们对从溃堤上下游的沉积物中找到的炭化木样本进行了碳14元素加速器质谱测定（AMS），证明了下游的溃堤沉积物与上游的堰塞湖沉积物年代十分相近，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洪水造成。

巧合的是，洪水直接冲击的官亭盆地范围内有一处属于早期齐家文化、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喇家遗址。2005年，《自然》还报道在遗址中发现了现存最古老的面条（小米制）。

喇家遗址被证实毁于一场地震。作者发现，喇家遗址的废墟之上也有积石峡溃堤带来的洪水沉积物，证明洪水曾经在地震之后淹没此处。

更巧的是，他们发现在喇家遗址地震形成的黄土裂隙中，只存在典型的洪水沉积物，而没有季节性雨水带来的、更加细密的沉积物。这暗示着溃堤洪水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年之内到来的（否则雨水先到）；同时，这场地震既然发生在洪水前的一年之内，也很可能正是形成积石峡滑坡崩积坝的元凶。

喇家遗址的灾难，却给科学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由于证明了地震与洪水在一年之内接连发生，他们通过给喇家遗址内崩塌房屋中的若干孩童遗骨进行碳14断代检测，非常精确地将洪水发生的时间窗口缩小到了公元前1922±28年。

这场洪水会给黄河下游地区带来怎样的灾难，作者仍不能断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