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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一个有关野心和速度的故事

2016-8-3不详佚名

图片说明:张艺梅| 25岁,滴滴行政主管

毕业于苏州一所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应届生张艺梅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还不足一个月。父母托关系在小县城里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她赌气不想回去,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她先后面试一家金融公司和一家彩票公司。穿着正装高跟鞋,等候在前台时,她发现周围都很安静,没有一个人打招呼。22岁的小姑娘孤立无援,第一次感到北京赋予初来者的渺小感。

“为什么工位都是空的?”张艺梅指着没有几个人的办公室,问滴滴面试官。面试官回答说,那些工位分属地推员工,出去跑市场了。她心里思量,该不会遇到骗局了吧?人不在桌上也应该有纸笔啊。她没敢说出来。

从滴滴CEO办公室出来,张艺梅就决定来这个看起来“不正规”的公司。面试她的是一位白白胖胖的斯文男士,皮肤细腻,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从进门开始,这个大个子男士一直在笑,还会调侃自己的微胖身材。到北京后,张艺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微笑,忐忑的心一下放松了。

后来,张艺梅才知道那段时间滴滴处境艰难,程维为了产品上线正在焦头烂额。滴滴将打车产品外包给一家公司,又被这家公司转包给山东蓝翔技校。等到收货时,程维和伙伴们才发现产品满是漏洞,叫十次车,只能响六七次。原定7月份上线的时间被一再推迟。

接入司机端也遭遇困难,出租车公司忧心交管部门的管制,对打车软件态度冷淡。线下团队将北京189家出租车公司挨个儿找了一遍,仅有昌平一家名为银山的公司愿意合作,这是一家200辆车的小公司。更大的困难是,出租车司机群体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很低,十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人有,有智能手机的人中还有一部分是不会用的。程维亲自上阵,去一家名为景山的出租车公司,对着黑压压的司机们讲了40分钟,末了,只装了6个。

“比赛已经开始了,没有办法停下来。”程维说,当时市面上已经有摇摇招车等几家打车软件。2012年9月9日,滴滴打车上线,500个司机端中上线亮灯的只有16个。第二天,灭了8盏。两个月后,滴滴公司账面上只剩下一万元钱,程维接连拜会数十位投资人,却一无所获。

张艺梅入职后,成为滴滴的第10号员工,岗位是前台。每天早上,程维面带微笑走进办公室,都会跟她打个招呼。她会在心里嘀咕,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情。碰到加班时,程维和员工们凑在一起吃外卖,她会和同事们一起去抢程维的饭菜,程维也不生气。后来,抢CEO的饭菜成了办公室的保留娱乐项目,程维会多订几份外卖让大家分。

“我们大起大落的时候,程维能够稳住大局,让大家感受到,跟着老大是绝对靠谱的,问题只是短暂的。”滴滴创始人李响对程维的稳重印象深刻。

阿里巴巴时期,李响就是程维团队的成员之一。阿里巴巴市场部门会把员工分为人数相同的组别,两两进行PK。程维当时负责的销售团队只有4个人,是那种另外两个队PK会捎带的菜鸟,非常弱势。程维只花了一年,把团队业绩做到了全国第三,当时阿里巴巴全国有9000名销售,分为几百个团队。

阿里巴巴销售体系里,会设有“政委”一职,负责团队的建设。新人加入需要经过“破冰”环节,被刁难各种隐私问题,从而打破矜持芥蒂,更好地融入团队。类似的“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塑造极致的执行力。

滴滴几乎复制了阿里巴巴市场的管理方式。公司特地为张艺梅举行了“破冰仪式”,考虑到她性格单纯,问题并不太难。不过,她看到过有新同事,因为“破冰”的问题尺度太大,被吓得不敢来公司。张艺梅不明白“破冰”的意图,只是觉得了解同事的八卦后,相处起来亲切多了。

2012年冬天的大雪夜里,滴滴的订单突破1000单。借助数据的利好消息,滴滴也完成了A轮融资,获得了金沙江创投300万美元。滴滴增加到30多人,办公室也拥挤起来,众人商量就在中关村e世界新租一个办公室。

身为滴滴唯一的非业务人员,张艺梅越来越忙了。她是公司的前台,负责接待来客,收发快递,顺带经办报销和社保缴纳;团队面临扩充,便兼顾人力资源的工作招募业务人员;公司要购买家具、办公用品,她又充任采购,出租车司机奖励计划开展后,她经常泡在超市里寻找摸起来手感好但价格便宜的毛巾。

滴滴的第一次公关也是由张艺梅完成的。她托关系找到了一位地铁报的记者,发布了滴滴打车上线的新闻。采访结束,付给记者的300元的车马费,还让她心疼了好一阵。同时,她还是滴滴微博的主页君,负责对外公布公司信息。

完成A轮融资后,程维将存有数百万元的公司账户交给张艺梅照看。握着公司的“钱袋子”,心里忽然多了负担,她将电子银行的U盾穿在自己钥匙链上,每次上下公交车时,都会下意识去摸一下。

早期使用滴滴打车软件的出租车司机中,许多人都记得一个叫“梅梅”的播报员。播报员是张艺梅喜欢的工作,学生时代就热衷参与学校的国旗演讲。公司需要一个人广播新出台的政策、天气、路况提醒,她毛遂自荐。嘈杂的办公室里没什么录音条件,为了录制一条没有干扰的语音,只能蹲在工位下面,对着安卓手机一遍遍念稿。

如同一只陀螺,张艺梅围绕着公司的大小事务不停转动。渐渐地,同事们开始称呼她为“万能梅”。后来,滴滴将“极致执行”总结为公司文化内核,张艺梅被树立为典型之一,印有她照片的大幅海报,被贴在了公司的墙上。

滴滴:一个有关野心和速度的故事

图片说明:赵意波| 32岁,出租车事业部华北营销中心总经理、早期地推负责人之一

北京西站地下停车场是个出租车枢纽,每天都有3000车流在这里候客,像是一个巨大漏斗的细部。2012年10月,滴滴副总裁赵意波开始到这里“上班”,从早上7点入场,持续到晚上10点结束,筛查有智能手机的出租车司机,推荐安装滴滴打车司机端。

出租车候客的时间是5分钟到10分钟,赵意波和同事们需要在这点儿时间内,解释滴滴打车软件的用途,说服司机安装,并将一个软件包拷贝至手机中。流水线式的作业,一个月下来安装了3000个司机端,而此前通过出租车公司渠道推广,3个月才安装1000个司机端。

滴滴的工作台搭在地下车库的厕所旁边,热天里散出令人作呕的味道。出租车候客时并不熄火,高温的尾气把车库里的空气烤得滚烫。“在里面待15个小时后,脑子就会缺氧闷痛,喉咙里也跟火烧一样。”赵意波回忆这段经历时,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

赵意波是滴滴创始员工之一。选择创业后,他举家迁到了北京,在中关村附近一栋筒子楼里租住下来,厨房公用,一间房的房租1000多元。夜里从车站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差不多都睡熟了。碰到出租车司机打来电话,告诉他一些故障信息,他又得起床到楼道里接电话。北京的冬天多风干冷,赵意波穿着单衣在楼道里,只能来回踱步,免得被冻僵。

房间里面特别冷,几个月大的孩子常有头痛脑热。一天深夜,孩子扁桃体发炎,烧到了40多摄氏度,小脸蛋儿都紫了,夫妻打了出租满世界找医院,凌晨6点才住进去。等到医生来诊断,孩子的高烧已经自行消退下去。

赵意波和同事们在北京西站发现的新模式,很快被推广到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出租车司机吃饭的聚集地百子湾也有滴滴地推的影子。接入的司机数量多起来后,赵意波又赶紧跟同事印制了3块钱的优惠券,在写字楼挨个儿发,为司机们创造订单。

评选“金桔子烂桔子奖”是滴滴(公司名为小桔科技,公司人也自称小桔人)

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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