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12月7日，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宣布成立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这项计划称，将帮助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深入大脑的研究，探索大脑基础层面的运作机理，以及由于疾病和衰老而导致大脑运作失灵的原理。陈天桥表示，对人脑的研究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

用陈天桥的话来说：“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尚，就是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让我感到兴奋和快乐。”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有人说，陈天桥为人类科学的发展贡献私人财产，这种做法值得表扬。有人说，陈天桥身为中国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却把钱捐给了并不差钱的美国人，有失意义。

钱该往哪儿捐？

当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员对记者表示：“首先是惊喜，企业家也对大脑科学与基础研究有兴趣，其次是惋惜。”

话音刚落，记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一条被疯转的评论，他说：“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支持和反对饶毅的人立即开始站边。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反驳说：“捐助科学，说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好事。特别是他的选择，最前沿的领域——神经科学，加州理工学院，DavidAnderson教授，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作为中国神经科学家，我更希望看到我们的企业家捐助国内的神经科学。”

上海科技大学的胡霁教授也强烈支持陈天桥的捐赠行为。他对记者表示：“陈天桥酝酿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谈了很多家机构，据我所知，他考察国内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经有3年。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这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而在仇子龙看来，在中国科研实力完全能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钱捐助给中国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我国的神经科学起步晚，总体实力不及发达国家，但最近10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也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机构。比如由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领衔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大清华的麦戈文脑研究所，浙江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脑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内现在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大都在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经过严格科研训练，完全能够达到国际水平，而且他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需要资助。因此如果陈天桥把钱捐给中国，从推动人类科学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说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陈天桥的捐款是私人行为，我们道理上不应妄加评论，但是我们衷心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引子，为中国健全国内的资助体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机。仇子龙对记者表示，“要知道1亿美元对于美国可能不算什么，对中国科研界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们中科院的每一个课题组每年的科研花费大概不会超过200万元人民币，50万~100万元的资助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陈椰林研究员表示同意仇子龙的看法：“我为陈天桥捐助神经科学点赞！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美国神经科学研究的盘子已经太大，1亿美元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只有一时的新闻效应。而中国则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初期，属于潜力股，资金在这种阶段的投入显然更容易带来长远的改变。我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赶上美国的水平。放眼未来，捐助美国不如押宝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再说我们本来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

仇子龙预测，如今的70后科研人员，回国10年后完全能超过留在国外的同龄人，而且政府和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着大批80后优秀科研人员回国。“有基础人才，资本才愿意投。”他对记者表示。

讨论中也有持中立态度的科学家。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薛天对记者表示：“对于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约束，尤其是这样的捐款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科学的，捐给加州理工学院本身是好事。陈天桥的这些钱如果投到中国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会更多。我们更应该自省，国内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欠缺阻碍这类科研捐赠。”

捐助体制需破藩篱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同意目前的脑神经基础研究中国具有赶超美国之势，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陈天桥之所以把钱用来支持美国的脑科学研究，而不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有良好的捐助传统，有完善的捐赠体制，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

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副所长王佐仁研究员对记者表示：“根据饶毅曾经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家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这还没算美国私人基金投给科研的钱，如果加上差距更大。这就让中国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国科学家也在从自身开始反省。”

重庆脑科学协同中心谌小维也补充道：“中国的基础科研全靠政府资助。比如最近重庆市启动脑计划，市财政勒紧裤腰带，才投入1000万元，这对于目前飞速发展的研究团队规模，真是杯水车薪。企业家应该和政府一道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前沿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去。”

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干细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晓群对记者表示：“国内现状是科研资助大多都来自政府，私人的钱很少有途径进入科研领域，应该更多地鼓励国内捐赠，并建立健全机制。”

就美国私人捐赠科研的传统，记者还特地咨询了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Zador对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即便是科学非常发达的欧洲也很难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捐款。当然英国除外，近20年来，英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传统。”

他补充道：“我必须要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需要私人捐助。虽然这看上去很讽刺，但是要知道中国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是巨额的，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根本不会在科研上投钱。过去10年中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支出增长是显著的，而美国几乎停滞。”他同时介绍称，陈天桥的这项捐赠看似是捐给DavidAnderson教授的，其实根本目的是用来支持脑移植专家RichardAndersen。

由此，仇子龙抛出了一个问题：“我的设想是能不能在国内成立一个相关的基金，或者挂靠在某个机构下，用于吸收民间资金资助，并由国内外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参考国外的模式，科研项目组可以拿这些资助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资助青年人，但是必须每隔几年定期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无法给出满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动淘汰。”

仇子龙所说的国外经验，特别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HowardHughesMedicalInstitute，HHMI）。该研究所是美国一个非营利性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成立至今为止，能够进入的华人研究员不超过10